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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在黄巾之前，还没有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宗教起事，可以说黄巾起义是最早的大规模宗教战争了，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黄巾之乱的发生和东汉政府的处置失当导致了群雄并起，东汉的灭亡其一大原因便是黄巾之乱。

而故事还没有完，太平道固然灭亡，但是作为分支的五斗米道却没有灭亡，而且在其首领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的影响涉及到全国，这不能不说早期的道教传教能力的强悍。（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被认为道教的祖先之一，太平道起义虽然被扑灭，但是后世不乏有许多教派借用太平道的教义或名义，如明教便曾尊张角为祖师，至于五斗米道更是大多数道教流派的直系源头。）

在东晋时代，五斗米道不单在下层影响极大，在上层也不乏信徒，而当年的历史又一次重演，五斗米道的首脑孙恩、卢循发动两次大规模起义，尤其是第二次，险些灭亡东晋，要不是刘裕南返的话，东晋便告灭亡，不过这两次起义也让刘裕掌握了东晋大权，间接丧送了东晋。

两次这个本土宗教的起事毁灭了两个王朝，而也大大打击了道教本身的实力，事实上，就在北方，连年不断的战争造就了人间地狱，而人们在绝望中开始信奉由西南传播而来的佛教，短短数十年，佛教的势力便发展的异常壮大，可以与本土的道教并驾齐驱甚而过之，这或许是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教首们没有想到的，不过，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第一章小续评

中国宗教发展不起来确实在于中央集权，现在的三大宗教基督，伊斯兰教，佛教，大都是在当地政权分裂之时得到大发展，或取而代之，如伊斯兰教，或借势壮大如基督教，即便佛教也是在分裂战乱时期兴盛起来的，中国给予宗教这样的机会就很少，一来是中央集权势力强，尤其确立了儒家道德观后，二来就是自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次起义后，中央政权对宗教抱有极大的戒心，时时戒备之了。

关于农民起义，其实我认为中国这么多的起义很少有正宗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不如说是六国的余党起义，太平天国，太平道则是正宗的宗教战争，元末带有极强的民族起义性质，而新朝的起义，隋末唐末明末确实带有极其鲜明的农民起义色彩，但是这些起义大都和极大的人祸如隋炀帝发动战争或者天灾如明末有关，就是说假如不是突发性的灾祸，农民根本也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起义，至多造成一些短暂的小规模政权甚或就是山大王之类，就是传说中所谓替天行道的义贼，而一旦壮大，便会出现被俗称的地主阶级剥夺胜利果实或者蜕变成地主阶级这样的情况。

这几乎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认为这和阶级没有关系，而是和组织形式有关，就是即便再纯洁的个人，一旦形成一个组织，都要蜕变。

而历代那些起义，根本是没有目的性的，只是因为饿这个人类基本问题导致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上层阶级的贪婪，还有很大的因素是资源的有限性和人口的无限增加的矛盾，这种办法唯一解决方式就是增加资源，如现在国家的分配还不如我国古代的分配，但是因为资源大大的增加，造反的情况却减少了。

第二章汉末政治（一）外戚

第二章汉末政治（一）外戚

（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

这第二回说的是何进登台一事，而此事对于东汉的灭亡又极大关系。

黄巾之乱对东汉政权的直接打击并不十分严重，几个月黄巾军的主力就告覆灭，首脑全部被杀，已经对东汉政权构不成威胁。但是对于东汉政权的间接打击却颇为严重，在黄巾之乱发生后，为了扑灭黄巾之乱，中央政权仓促下达了让各地方政权自行组织武装的命令，各地方官员，地主豪强，乘机抬头，拥有了自己的武装，而敢于与中央政权明着或暗着唱对台戏了，而且黄巾军主力首脑都告覆灭，但是其余党却在四处流窜，外加东汉政权在平定黄巾之乱后处置不当，出现大量流民，这些流民许多加入了盗贼行列。这比黄巾主力对东汉的损害更大，如演义中提到的，在幽州冀州称帝被刘虞剿灭的张纯张举，在长沙作乱被孙坚平定的区星，此外还有在常山活动的张牛角张飞燕部，在益州称帝的马相，在凉州反叛的王国，马腾，还有在青徐两州活动的几十万黄巾余部，这些流寇的存在使得地方武装的存在有了借口，而日后曹操袁绍等人也就是靠收编了这些流寇日益壮大。

但是，这并非日后造成群雄割据的根本原因，毕竟流寇四处这种情形基本上是大规模起义后的后遗症，如清朝太平天国天京被攻破后，还有大量太平军捻军在大江南北活动，僧格林沁也战死，但是仍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黄巾之乱平定于中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84年12月，到汉灵帝死，汉少帝登基的光熹元年也就是公元189年夏，近四年半的时间，虽然流寇四处作乱，但是大都被很快平定，而虽然地方势力有所增强，但远没有达到如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地方官员大都还是以中央政权马首是瞻，中央委派的地方官也大都能控制政权。而且汉王朝也人材济济，虽然日后的风云人物袁曹等人还没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当时的朝中大臣如皇甫嵩，朱，张温等人也是一时之栋梁。丝毫看不出东汉王朝就要在之后的三十年丧失所有的权威，最终灭亡。

这一切，都缘于东汉的党争，或者说，外戚，宦官，士大夫这三者之间的争斗。

东汉一朝，边患不烈，终其一代，少有西汉匈奴，唐突厥这般的强敌，甚至回纥吐蕃那一级别的也没有出现。这一来是西汉朝对匈奴的打击甚强，东汉建立后边疆无有强敌；二来是东汉对外征伐颇为得力，出现了班超，耿秉，窦宪，窦固这般的名将，即便是东汉末年，皇甫嵩，公孙瓒在对北方羌，鲜卑乌桓征伐也是屡战屡胜。但同时，东汉内部的权力斗争却极为激烈。

外戚掌权这一情况实际上在皇权社会是很难避免的，皇权社会由一族一姓统治天下，为了巩固自己家族作为皇族的地位，便不得不打击别的家族，加强自己家族的实力，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自己皇姓一族实力大大加强，汉高祖，明太祖等帝王分封同姓王不外乎如此，但是后代皇帝并没有前代皇帝一般的威信，同姓王给予自己的不是支持反而是压力，及至七国之乱后，汉朝便着力削减同姓王之权，对于同姓王也不是十分信任，然而权力的真空总要有人来填补，除了父系家族外，血缘之亲近莫过于母系，这样一来外戚上台则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尤其古代太后威权极重，且不说第一位汉朝太后吕后本就是辅佐刘邦的一大奇女子，在汉朝前期一度掌控全权，就说日后的皇帝年幼，大都是太后听政，太后之旨意不下于皇帝圣旨，而太后为女流，行事又多有不便，如此一般太后这一族便得以掌控朝政了。西汉末年多是如此，西汉更是被外戚夺去了政权。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后，在西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皇权，削弱相权，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尚书台。希望以此防止王莽第二的出现。但是自汉章帝始，东汉各帝都少见的短命，而接任的皇帝大都年幼，使得太后临朝，外戚掌权的局面再起，尚书台反而成了他们操纵的有利工具。（所以说历代制度一改再改，至多是消灭了一类势力，但是总不能避免被权力利用的下场）

此外，汉光武帝对功臣极其优待，不遏豪强，这些功臣勋爵往往相互之间通婚，外加东汉的举荐制度，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袁绍就是有名的四世三公，耿家，窦家几代都是名将，日后的士族制度在此时已经基本形成，朱以商贾人家入仕途成就高位，已经是罕见的异数了。（不过朱在升迁过程中花的钱也不少）

这些豪强大族在朝中有极大的发言权，而有些大族甚至借与皇室结亲的机会，成为把持朝政，权势熏天的外戚，如梁家，窦家。比之西汉外戚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这，其实唐朝在宦官专权之前也一度是后宫专权。）

然而皇帝一旦成年亲政，便再也没有兴趣做皇朝顶端的傀儡，也没有人理论上可以阻止其成为皇朝的主宰。（之前还有太后可以。）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朝中大权都为自己的母系家族所掌握，原本为加强皇权的尚书台却成为限制皇权的最好武器，而满朝文武，功勋世族，或本就是和外戚同气连枝，为其党羽，或虚于委蛇，两不相帮。自己能拥有的只有皇帝本身的权威和从小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宦官，其他别无人可用。那不信任宦官还能信任谁呢？于是推倒外戚专权，取而代之的便是宦官主政，而等皇帝死去，新帝年幼，太后听政，宦官失权，再度是外戚掌权了，有时干脆宦官外戚联手。汉和帝（说起和帝也挺可怜，虽然夺回朝政，为政还算清明，但是生了无数皇子都夭折了，疑心是宦官外戚联手要害之，将皇子送到民间，结果接任自己的汉殇帝八个月便死去。）之后，便是外戚宦官接替或联手朝政，及到桓灵两帝，除了外戚宦官之外，士大夫阶层也卷入，李膺和外戚联手，本想扳倒宦官，却遭到失败，反而引起了两次党锢之祸，而两次党锢之祸后，士大夫阶层视宦官为仇敌，非不灭之而后快。

在黄巾起义后，汉末的政治形势：宦官把持朝政，但是地方势力逐渐壮大，因剿讨各路叛军崛起的年轻士大夫阶层势力渐强，而且因为党锢的仇恨，和宦官势不两立，而朝中的其他官员以皇帝马首是瞻。而维系这个平衡的就是汉灵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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